抗战胜利后，郭峰投身东北的地方建设事业，通过基层发展逐渐成长，后来出任辽西省委书记，任职四年后被调入东北局组织部，担任副部长和部长。在这一职位上，他负责全东北地区的干部考察、档案管理和人事任免，如同农人精心耕作，认真核查每一份人事档案和调动计划。原本计划调他到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，相关准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但1954年由于高饶事件，他被列入牵连人员，原职被撤销，行政级别从七级降至十二级。接到通知后，他被安排到大连五金总厂担任副厂长，从党政机关转向企业管理工作。在工厂期间，他参与车间调度、物资管理，与以前的管理体制形成鲜明对比。随后，他陆续担任企业经理和辽宁省财委副主任，而这段时间，其他干部如张秀山、张明远等也作了职位调整。在接下来的24年中，他的职务级别一直低于之前，并逐渐局限于地方财贸经济领域，远离了大规模的人事任免决策。
1978年，随着对1954年事件影响干部的复查，许多老干部开始关注郭峰的才能，利用中组部干部局前往辽宁调研的机会，向上反映了他的情况。辽宁省委制定了郭峰的复职方案并上报中央。1979年2月，郭峰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，并兼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。他专注于沈阳，梳理和核对档案，推动平反工作和地方经济复苏。1980年省委班子调整后，他成为省委第二书记，随后原省委第一书记调任广东，郭峰接替这一职务，独立负责全省的工作，继续任职两年。党的第十二次大会召开后，中国顾问委员会成立，开始了干部年轻化的改革，大批老干部陆续退居二线。郭峰当选为中顾委委员，但仍然坚持在一线工作。1985年，开始新一轮的老干部离休工作，他卸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，正式结束一线领导生涯。在复职和卸任的阶段，他分别撰写了《复职述怀》和《卸任述怀》两首诗，记录了这两次重大身份转变中的心路历程。这些诗作主要留作个人记念，而岗位交接则严格按照干部离休制度进行，认真完成各类交接材料的整理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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